Zoom可以說是兩個年輕人的愛情產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出生在中國泰安的袁征，是山東大學的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系學生。他的妻子——彼時仍是他的女友，就讀于另外一所大學。兩人相隔千里，坐火車要走上十小時。每次，去看望女友時，袁征都在火車上昏昏欲睡，想著睜眼就能看到心愛女孩的臉龐。

　　袁征開始對互聯網繁榮心向往之。但是，當他的簽證八次被拒時，他的美國夢似乎陷入了絕境。“那時，我非常難過。”他說，“但我就是不死心，直到他們告訴我，‘以后別再來了’。”

　　1997年，袁征27歲。那一天，他終于拿到了H-1簽證。他最初加入一家名為WebEx的公司，在那里寫代碼。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參與視頻會議平臺的開發。2007年，思科收購WebEx。當時的思科媒體解決方案部門的高級副總裁、現任Zoom董事會成員的丹·謝曼（Dan Scheinman）回憶說，當時大家對袁征的評價是“要求高、具有技術天賦，是世上最棒的產品人之一，跟消費者溝通也游刃有余”。謝曼說：“就好比我們身邊有一個莫扎特，但竟沒有人意識到這樣一個天才的存在。”

　　袁征似乎永遠精力充沛，而且思路清晰，時常相信人性本善。“世界是公平的。”他曾說，“繼續努力，做好你能做的事情。”

　　正是他的這種自信，在2011年，說服幾十名WebEx的工程師跟隨袁征一起闖蕩。那一年，袁征宣布，自己打算離職去創業，開發一款視頻平臺。2013年，Zoom軟件面世，除了免費的基礎服務之外，還針對不同規模的企業推出不同付費等級的服務。雖然很多其他創業公司更傾向于用免費產品爭取廣泛的用戶基礎，但Zoom主要面向學校和企業網絡，這些機構更愿意每年付費訂閱Zoom的服務。

　　經過近十年的穩定增長后，Zoom終于在2019年上市。和其他持續虧損的上市科技公司（如Uber、Lyft和Slack等）不一樣的是，Zoom具有盈利能力，且沒有債務。而且，根據就業調查公司Glassdoor和Comparably的數據，得益于袁征始終強調的“傳遞幸福”的理念，Zoom也是員工評價最高的公司之一。袁征開創了一條可靠的路線，并且他對快速打入消費者市場保持謹慎態度。“在去年12月，我們的規劃其實和上一年的幾乎一樣：沒有遠大的愿景，只是保持創新。”袁征說。

　　隨后，疫情在全球蔓延，迫使人們宅家不出。他們在家刷劇，練廚藝，學吉他等等，以及越來越多人出現在Zoom上。他們在Zoom上開生日派對，家庭聚會還有公司會議；用Zoom來一起鍛煉、相親等等。紐約州甚至還認可了通過Zoom登記的結婚，這讓袁征感到欣喜。從1月到4月，該公司統計的年度會議時長是原來的20倍，超過了2萬億分鐘，收入同比增長169%。“這感覺好像就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你的夢想終于照進了現實。”袁征說。

　　一個如此小眾的平臺究竟是如何勝過蘋果（FaceTime）、谷歌（Meet）、思科以及Skype的呢？首先，Zoom是免費的，至少40分鐘的會議是免費的。Zoom的使用也異常簡單：你都不需要下載Zoom應用，甚至都不用注冊賬戶，只要使用特定的瀏覽器或操作系統就可以參加Zoom的會議。該公司的云端運營允許其相對無縫地進行擴展。虛擬背景既新穎又保護了隱私。

　　滾雪球般的效應保證了增長動量：越來越多的用戶注冊Zoom，撰寫趨勢報道，創造Zoom的熱詞，Zoom的使用也出現在電視上，這些現象又促使更多人加入該平臺。與此同時，曾經一度風靡全球的Skype如今卻因為母公司微軟選擇發展另一個視頻平臺Teams，而增長陷入停滯；又因為Zoom在教育機構已經收獲一定影響力，年輕人對該平臺絲毫不陌生。

　　Zoom的成功，也有其名字的一份功勞。Zoom這個名詞，朗朗上口，熟悉又不那么正式，而且還帶一點積極的含義。“我從未見過這樣快速的發展。”加州匹茲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卡門·福特說，“從未像現在這樣，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詞來描述同一件事。”

　　職業領域是第一個大規模采用Zoom的領域。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截至6月份，42%的美國勞動人口在家全職工作。大型銀行和國際公司紛紛選擇Zoom；12.5萬所中小學也是如此，一個原因是因為袁征向他們免費提供該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