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作為一個長周期國家戰略，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后續研究和實踐的基礎。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出發，更加清晰地探討并闡釋碳中和的意義、路徑與國際博弈等一些熱點話題。

　　▍碳中和即對溫室氣體正負抵消從而達到相對“零排放”。

　　碳中和是指各行為體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使用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及通過植樹造林、碳捕捉等吸收溫室氣體的方式，實現自身產生的溫室氣體正負抵消從而達到相對“零排放”。之所以把溫室氣體排放總結為碳排放，是因為二氧化碳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占比最大，且其具有相比其他溫室氣體強得多的吸收和發射紅外輻射能力，是導致全球氣溫升高的絕對主要溫室氣體。由此，實際上溫室氣體減排就是減少碳排放。

　　▍碳中和的經濟理論基礎以外部性治理為核心，具體包括庇古稅與碳稅、科斯定理與碳排放權交易以及諾德豪斯包含碳約束的一般均衡模型。

　　庇古在馬歇爾的理論基礎上對外部經濟、外部性概念進行正、負外部性的劃分，并由此提出“對外部性進行征稅和補貼”的理念，被后人稱為“庇古稅”，成為碳稅的理論基礎；科斯則通過提出交易成本理論，在一個產權界定明晰、交易成本近乎為零的市場中負外部性會得到行為體的自動治理，對污染的治理應當建立一個盡可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場，對污染指標進行買賣、轉讓，進而成為碳排放權交易的理論基礎；諾德豪斯提出了碳約束經濟分析的理論模型，使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得以真正納入碳約束因素，他率先提出了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且不斷推陳出新，先后提出DICE模型和RICE模型等，使得碳中和、碳達峰等碳約束的成本-收益式經濟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經濟、金融發展與環境之前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Grossman和Krueger（1995）的實證結果表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往往會帶來環境的惡化，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提升，環境是趨于改善的。Panayotouetal.（2000）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當人們的收入水平達到其需要并且能夠負擔起的更加清潔的環境水平時，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會由正轉負，人們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金融發展對于碳排放的反向抑制作用則主要體現在綠色金融（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對低碳技術進步等方面的促進。

　　▍氣候變化的國際博弈。

　　氣候變化具有全世界范圍內的外部性，在氣候惡化過程中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各國只有加強合作才能共贏。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出臺到《巴黎協定》的落地，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氣候治理漸成各國共識。盡管如此，氣候治理作為國際公共品，存在普遍的“搭便車”現象，各國都想成為等待的一方。博弈的最后，發達國家率先開始減少碳排放，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不會主動削減碳排放，而處于中游的經濟體，人均收入越高，加入碳排放計劃的動力越強。

　　來源：中信證券(行情600030,診股)